“油荒”为何在国内屡屡作祟？中国究竟到何时才能彻底摆脱“油荒”困扰？对于上述问题，业内专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油荒’首先还是归因于国际油价飙涨后，国内油价没有跟涨。在油价倒挂下，社会单位纷纷惜售乃至停产，造成市场资源紧张。”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牛犁昨天向本报记者道出背后的成因。

　　他指出，不排除市场上一些社会单位有囤油行为，这也是两大集团之所以要采取“停批保零”策略的一个因素。

　　“本轮资源紧张主要是柴油短缺，这和‘三秋’农业用油高峰的到来不无关联。同时，去年以来掀起的节能减排风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炼油产能。”中国石油大学专家庞昌伟教授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长痛不如短痛，国家还是要下决心早日让成品油价接轨国际。这样既可缓解油荒，也能增强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一直没有理顺，导致能源类商品的价格偏低。”

　　对此，中石油集团石油经济与信息研究中心石油研究室主任单卫国认为，国内之所以一直对成品油调价比较迟疑，很大一块阻力还是来自CPI。定价部门在决定成品油调价时不可能只考虑单一的成品油市场。目前，农产品价格已大幅上涨，如果成品油再涨价的话，给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最终可能对CPI产生触动。

　　庞昌伟则认为，明年中国将采取银根紧缩策略。在这种情况下，CPI指数可能会稳定下来，这就给油价接轨提供契机。如果国际油价明年也不再冲高，则接轨就更具可操作性。“考虑到明年美国进入大选年，一旦民主党执政的话，则很可能重新恢复强势美元政策，这更有助于为高烧的国际油价降温。”

　　“只要条件合适，明年中国应该会加快成品油调价的频率。尽管不太会实现完全接轨，但至少会形成一个弹性制度，以防止国内外价差过大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庞昌伟判断说。

　　中国石油大学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则告诉上海证券报，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以及节能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价格逐步理顺，石油公司没有理由提炼油亏损，社会也不会对政府调整价格抱有太多预期。

　　“国内的成品油定价当然最好与国际接轨，但也须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适时变动。”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油价最终要走向接轨，否则国内的油价变动就无法保障。尽管如此，我们的油价在参照国际的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全国的需求量、环境资源等问题都要考虑进去。

　　不过，安邦经济一位分析师撰写报告指出，当前能源价格上涨与通胀顾虑之间的矛盾已变得严重，这就像大河水涨，在两岸采取围堵的方式，只能是把水位越垒越高，一旦堵不住，洪水将会破堤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在最新发布的《通知》中要求，两大集团从24日起对京津沪粤等地实行敞开供应，对云南、广西、浙江等供求矛盾突出地区，逐省研究，采取紧急措施，增加资源投放。《通知》并称，随着上述措施的贯彻落实，成品油市场供应将会很快恢复正常。

　　这会否成为本轮“油荒”终结的一个转折点？

　　破解“油荒”的三帖药方

　　年复一年，我们“例行公事”般遭逢“油荒”。而近年来，“油荒”爆发频率有加快之势，仅今年下半年就两度出现。其中，后一次更是在成品油零售基准价刚刚上调后不久。每逢“油荒”，交通阻滞、车辆停摆、偷油抢油、以次充好、为一桶油大打出手等情景常常上演，也就总免不了惹来争议。

　　平心而论，“油荒”的出现，与国际油价驶入长期牛市轨道而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居民消费现代化进入高峰期后能源需求超负荷增长的现实矛盾不无关联。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追根溯源，所谓“油荒”还是石油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化程度相对偏低的显性后果。一个例证就是，当初粮改之前，国内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每个人只能定量购粮；而粮改之后，粮食供应充裕，国家伤脑筋的反而是“谷贱伤农”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资源总是稀缺的。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一种资源越稀缺，就越要研究配置方式，提高配置效率。而市场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良性对接。至于价格则是供求关系的风向标，从中可窥见资源的稀缺程度。

　　问题在于，中国石油行业既未形成一个要素完全的市场，也缺少一个敏感变化的价格。

　　一方面，油源被两大集团牢牢把控，只能在封闭的体制内循环——失去充分的流动，也就失去了有效配置的可能；另一方面，定价机制的迟钝又使得市场传导出来的价格信号被严重扭曲——既无法让社会资源利用的有效性跟随资源稀缺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更无法为经营者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满足市场供应。

　　从价格上看，今年1月份至今，国际油价从最低点50美元一路攀升至最高99美元，上涨了近100%。而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自1月14日首次下调后就一直按兵不动，直到11月1日才上涨了约10%。尽管考虑到运输、炼制等环节，国内外油价的变动本身并不完全同步，但两者价差越拉越大却显而易见。

　　基于此，一轮被动推出的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上调有点隔靴搔痒，这种定价滞后已给社会增加了不小的隐性成本。

　　一个直接后果，国内成品油市场的“批零倒挂”。由于炼油亏损、卖油亏本，无论是炼油企业还是零售企业的积极性都大打折扣。尤为严峻的是，随着国内外油价价差的不断拉大，调价预期也日益高涨。有了这一预期，部分企业就动起囤油的脑筋，更有些单位和个人则借题发挥、浑水摸鱼，成为“油荒”的幕后推手。

　　与此同时，大量油品还在出口到海外。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进口约3万吨汽油，但出口的量却高达18万吨，远超进口。整个1至10月，中国的汽油出口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3.1%。这其中还不包括走私的部分。

　　不仅如此，因当前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无法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对我们的节能减排大政方针的落实也构成威胁。须知，供需决定价格，价格反过来再决定供需。没有价格杠杆的作用，节约从何谈起？

　　最后，炼油企业的亏损迟早要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返还，但以往这种做法已被质疑“违背了收支两条线”，个中得失又如何算计？

　　诚然，CPI是高悬在油价顶上的一道无形高压线，政府担心油价上调会令CPI指数火上浇油，并间接传导给社会各界。这种担心本无可厚非，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并非只有强按硬堵这一种。所谓“堵不如疏”，强堵引发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在此，我们给出医治“油荒”的三帖“药方”。一家之言，权可商榷。

　　首先，短期内，在国内成品油价不可能与国际完全接轨的前提下，放开成品油进口配额就成为一种最务实、也最易见效的方案。多年来，配额制度的存在避免了国际油品冲击国内市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石油安全。但资源紧张后，配额制又成了供需之间的瓶颈，阻碍了国际资源向国内补充。

　　一位民营石油商会会长就曾私下里告诉笔者，尽管油价大幅上涨，但从国际市场实际上还是能买到相对便宜的油品，只不过因配额的关系，这些油品未必到得了国内。而一旦配额放开，摆脱束缚的民企将各显神通从海外找油，这对国内市场供应不啻是一大福音。

　　其次，在合适的时机推出新成品油定价机制，实现国内外油价的真正接轨。如果说配额的取消意味着在两大市场间打开一道闸门的话，那么，定价机制则决定了闸门外的市场资源是否愿意进来，或者说愿意进来多少。在一个定价机制完善的市场上，资源的流动将遵循经济规律，既不会因调价预期的存在而“囤油”逼宫，更不会因价格落差的扩大而向外倒流。

　　当然，在定价机制理顺的同时，补贴措施也必须配套跟进。早在去年3月26日，发改委向地方传达的石油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中就提出，要建立对种粮农民等部分弱势群体和部分公益性行业给予补贴的机制。对于这一方案，政府有必要切实履行，并使之成为新定价机制顺利实施的护身符。

　　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制度的基本功能和存在理由就是为人类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保证。对中国石油市场而言，定价机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成品油的稀缺不至于成为一场灾难。

　　最后，根治“油荒”的药方还在于让资源交易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去年成立的上海石油交易所原本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要素市场而存在，但种种原因导致其成立迄今只能惨淡经营。目前，上油所每天区区几万吨的交易量和国外石油交易所动辄上亿吨比起来，相去何止霄壤。即便和老上海石油交易所日均30多万吨的量对照，也是今非昔比。

　　试想一下，国内各类石油产品真正进入要素市场(石油交易所)交易后的情形又会如何？届时，市场竞争将更加充分，资源流动将更为合理，供应也将得到保证。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望借此成为亚太地区的石油定价中心。而掌握定价权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止国内油价沦为国际原油炒家的附庸，规避了被动调价所带来的尴尬。

　　或许也只有到那时，“油荒”才会真正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