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国际油价上涨，在“油价倒挂”之下，国内成品油市场必定供应不足，出现成品油批发价急剧上涨和零售价的原地踏步并存、成品油脱销和大量出口并存的怪象。国际油价甫涨，国内油荒即现，同时成品油出口加剧，而后国内油价上调，油荒立解。

 

　　在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向50%的比例靠近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如此现象，恰恰是成品油进口再转出口，以赚取巨额利润的过程。去年8月至11月，油荒席卷国内大部分地区，此前的7月，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上书发改委，要求于10月上调油价。随着调价被拒，当年11月21日国际油价再度冲高，国内油荒持续蔓延。与此同期，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成品油总量达到1186万吨，大幅增长30.6%。而1至7月，成品油进口达2174万吨，同比降低1.0%。在国际原油价格较低时所进口的石油，大量被石油垄断企业用于赚取外汇，并进而以油荒“逼宫”发改委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而尤需引起注意的是，目前进口原油仅占我国年炼化原油总量的40%略多，而几近60%的原油仍是国内自产原油。国家在高价进口原油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时，石油巨头正在以垄断地位取得的廉价资源为国外通胀埋单，并获取利润。事实证明，中国的万余家石油化工企业在油价越是高涨的时期，利润就越高，从近3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它们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行业增速。这不是对国内消费的压迫又是什么？

 

　　在石油定价机制未能打破行政垄断坚冰之时，高谈油价高企下的国际接轨，可谓咄咄逼人，而辅之以油荒，更是陷人危难。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之日，中石油宣布2007年油气产量分别同比增长超过100万吨和100亿立方米--2006年中石油生产原油总量已达10664万吨，那么石油巨头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哪里？仅仅是利润中十分微薄的向政府分红么？

 

　　可见，只有改革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才能减少石油市场价格和供应量的不正常波动。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经历着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原油对外依存度在2007年前11个月已达46.25%。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跃上每桶100美元关口，再次给我国的石油消费敲响了警钟。节约资源、能源的紧迫性以及寻找可替代能源的必要性凸显。

 

　　应对高油价，首先应当重视节约。除了技术上必须使用的领域，社会各界应尽量减少石油消费，避免不合理的消费和浪费。应进一步树立节约能源的观念，建立高效、节能的能源利用系统。

 

　　理顺价格机制、完善市场体系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2008年，我国将继续以暂定税率的方式对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对木浆、焦炭、铁合金、钢坯、部分钢材等生产能耗高、环境影响大的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资源税等改革方案正在按程序报批，燃油税改革方案正在研究完善中。这些已经实施或酝酿中的政策措施，对我国能源消费合理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应对高油价，必须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战略实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将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价格、财税、金融等激励政策将出台和实施，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能源法》有望提请审议，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将不断完善。这些都对各地区、各部门的节能减排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应对高油价的重要选择。《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已提出了到2010年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目标，国家将鼓励发展煤层气、大力发展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科学发展替代能源，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发展。未雨绸缪科学规划、合理行动，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此次油价“破百”，水分不少，因为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采用美元标价，而美元这两年汇率疲软，对欧元等其他主要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汇率下跌了许多。而且，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趋缓，也会削弱对能源的需求力度，下半年油价未必能够维持上半年的涨势。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肯定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面对较高的油价。

 

　　中国已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能源进口大国，且进口量增长迅速，去年1-11月原油进口量高达1.5029亿吨，同比增长12.5%，进口石油在国内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上升，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无疑将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难以削弱。除了直接影响能源成本之外，油价高涨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尤其突出，从化肥、农膜到农机用的燃油，这些农业生产的投入品都要用上石油；而且油价高涨将激励农作物制油产业发展，从而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力。偏偏食品价格堪称2007年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的“元凶首恶”。2007年11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拉动CPI上涨6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度高达86.4%。

 

　　对于缓解食品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采取的取消粮食产品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制度都是必要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粮食出口和价格的限制？直至将出口限制推广到赖氨酸、VC、乙醇等下游深加工产品？这样做恐怕就有些过犹不及了，因为深加工应该是我们所鼓励的，对提升我们的产业层次、增加农民收入都有利。如果油价上涨、进而带动粮价上涨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多地试图压制粮价上涨。无论世界市场粮价如何上涨，我国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在限制粮食及其深加工产品出口方面做得太多并不好，不如把重心转移到补助受冲击最大的弱势阶层上面。

 

　　长远来看，中国的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外，反过来又会加剧外部世界的通货膨胀压力。对片面指责中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某些西方舆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就抑制世界性通货膨胀开展政策协调。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操作，多半无法解决带有强烈外部输入特征的问题，即使解决了也必定成本过高，中国需要和贸易伙伴（特别是美欧）开展更加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