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石油等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要注意到通货膨胀导致交易货币需求增加，货币政策必须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次贷危机非出口下滑主因

　　樊纲表示，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会从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第一个渠道是贸易。“美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贸易市场，美国经济下降特别是消费如果下滑的话，对中国的出口显然会有影响。最近已经出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但是，这种下滑在一定意义上是过去几年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的结果。”

　　樊纲说，过去的政策如货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等，都是为了达到减少贸易顺差的效果，尤其是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贸易顺差的减少主要是政策造成的影响，而不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

　　而且，对美国的出口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现在已经降到20%以下，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包括对欧盟地区的出口都在增长，原因是美元快速贬值导致了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对欧元反倒在一定时期出现了贬值的趋势。

　　此外，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亚太地区的出口也在增长，“而亚太地区的经济总体来说，还是处在健康增长的过程当中。”樊纲表示。

　　中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海湾国家和俄罗斯的出口仍也在大规模地增长。因此，樊纲认为，只要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基本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从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

　　资本流入将不减反增

　　樊纲认为，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第二个渠道是资金。

　　在资金渠道方面，在2008年甚至到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流入中国的资本不会减少反而会增长。首先是美元加速贬值，美国利率在加速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投机的预期在增长。其次，尽管现在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现了信贷萎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包括石油美元等大量资金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而当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处于动荡的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资金寻求新的增长机会的市场。

　　樊纲表示，在分析次贷危机影响的时候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因为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投资增长过快的风险。

　　“如何控制流动性增长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在给定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仍然要保持一种紧缩的基本格局。”樊纲说。

　　但是樊纲也认为，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增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中国的影响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还需要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及时注意观察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相继抉择，及时根据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

　　樊纲认为要重点关注两个政策：首先是关于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货币政策。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樊纲认为主要是由石油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外部因素导致。这种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收入型的价格上涨不是国内需求所决定的，相反因为价格上涨了可能要占用更多的货币。因此货币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应当注意到，如何满足由这种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需求增加，如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其次，关于汇率政策，樊纲并不赞同一次性大幅度提高汇率，减少投资预期和热钱流入的想法。“我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防止更大规模的投机。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元会贬值多少，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利率会降低多少，现在我们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又会来要求我们作更大的调整。”

　　樊纲表示：“如果产生这样两次大的冲击，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产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在几次大的冲击之间产生的投机，往往比稳定的汇率调整政策当中发生的投机，对经济的破坏力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