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末开始，43岁的倪俊丽就和她的工友们，一长溜地坐在县政府门前的花坛边，在聊天，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更多的是在发呆。

    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但是，地点、人数的敏感性，使得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

    倪俊丽说，我们这是在“上班”。

    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班”点数跟政府部门的作息时间一样，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

    烫着短卷发的倪俊丽，和其他的人身份相同：曾是河南省遂平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的工人。能在“华强”工作，对这个有着54万人口的中原小县城居民来说，是个体面的差事。

    但是这份曾经“荣耀”的活计，在2008年1月20日戛然而止。这天，全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贴出公告，宣告解散，包括遂平华强和6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分厂——漯河华强在内的2万名工人瞬间失业。

    最后半年

    在倪俊丽看来，工厂的倒闭，没有一丝先兆。倪说：“每天拉货的车都排着队来，要先拉到货还得开后门。”

    曾是下岗工人的倪俊丽，6年来，一直在华强过得很顺心：每月1500元的工资，跟当地平均工资相比，整整高出20%，而且从来没有拖欠过。

    身为公司质检车间一名“领班”，倪俊丽对公司的情势变化一无所知，相反，她认为公司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的确，1995年，广州南强塑胶有限公司在遂平投资兴办了华强塑胶制品公司后，飞快扩张，遂平的厂房从80亩扩大到160亩，1998年在邻近的漯河市又开办了一家占地300亩的分厂。根据公司公开发布的信息，它的年产量25万吨以上，产值高达22个亿，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占到了50%，其产值11年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和达到40多亿元。

    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倒闭的“中国最大的塑料袋生产商”，却突然猝死了。1月20日，正准备进厂上班的倪俊丽，在工厂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

    和倪俊丽“蒙了”不同，作为公司质检部主任的郭建伟，几个月来一直在小心观察着公司的变化。

    2007年10月，有两个车间停工。

    2007年11月，开会传达广州南强总公司关于“改制”的内容。当时公司花30万元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设计了几套改制方案，其中包括转让和全员入股。改制的计划就是让公司职工交钱入股，“交一两万就可以参股”。

    到了今年1月，所谓的改制进入了最后关头，“连投票箱都准备好了”，说要召开职工大会，由职工投票决定改制的最后方案。

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

    原因是“漯河暴动了”。

    “漯河暴动”

    所谓的“漯河暴动”，是工人夸张说法。

    去年12月底，华强漯河裁掉了2000人，在养老保险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付，各种关于公司前途的猜测四起。

    同时，一些工人感觉到“不对劲”：公司每天都有几大车货物往广州运。1月19日，成品仓保管员上报库存已经不到18万件，而该公司一天的产量就有15万件左右。工人们怀疑老板想甩手不干。

    1月19日是工人上班的最后一天。

    漯河分厂厂长陈锋舟回忆说，“当时很多工人堵住了厂门口，不让运货车出厂。同时，还劝上夜班的同事停工。”

    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对办公设备进行破坏，甚至“把工厂的几道大门都给扒了”。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这起混乱的事件中断了华强公司精心安排的计划。1月20日，华强公司大门口就贴出公告，宣布公司解散。“现在猛然想起来，什么改制，原来是要金蝉脱壳啊？”郭建伟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倪俊丽当天没能进成工厂。那天正好她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她没敢回家，“怕女儿知道了着急”。

    当晚，她收到了一个工友的短信：早上9点去厂门口。

    1月21日，等倪俊丽到遂平工厂门口时，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厂方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没想堵国道，只是想要求厂里解决问题。”倪俊丽也在现场待了一上午。

    一根又一根稻草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阻止华强的去意。1月22日，遂平华强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遂平和漯河两个分厂一起整体转让，转让价格为2.8亿-3.5亿元。

    没人想到这家中国最大的塑胶企业会骤然倒下。

    关于原因，遂平华强、甚至广州南强的管理层始终没有正面解释，而遂平县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徐俊彦面对媒体，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限塑令、亏损、新《劳动合同法》。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华强的产品90%以上正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但是，在质检部主任陈红看来，“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要转产并不困难，只要把吹膜机的齿轮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何至于马上就要歇业？”

    而陈锋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公司就不顺应国家的政策转产呢？”

    遂平华强塑胶原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刘建华知道些内幕，漯河、遂平两家分厂在2006年和2007年度内，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已亏损3000万元。

    同时，塑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投资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台吹膜机、一台制袋机、一个小作坊就可办起来。在华强进驻遂平之后，周围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厂，抢走了华强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华强曾多次公开表达了对税收政策的不满。为减税，公司甚至曾以万名职工的名义给国务院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写信请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减税，但是并没有效果。

    新《劳动合同法》下的成本压力

    “你们怎么看待新《劳动合同法》呢？”

    销售部职工魏学峰一听这个问题，总会自动忽略记者问题中的“法”字，说：“劳动合同我们签了。”

    “我们都还高兴呢，以为新《劳动合同法》出来，我们的保险有人管了。”倪俊丽说。

    在刘建华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才是遂平华强迅速结业的致命原因。

    在遂平华强的7000名员工中，仅有1000人左右参加了社保。而遂平县当地劳动部门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对于建厂13年的华强来说，有超过2000名工龄在10年以上或者接近10年的老员工。根据新法，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到了该它偿还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公司却断然选择了退出。”郭建伟无奈地说。

    令工人们很难接受的不仅是公司的突然解散，还有公司解散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宣布解散三天之后，公司给出了一份“和解协议”，核心内容是工人们能得到全年平均月工资的60%，也就是600元，买断了工人与工厂的任何关系。

    600元，没有让工人满意。倪俊丽和她的工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维权小组上。

    这个维权小组代表的工人由最初的3000多人，剩下1000多人，到现在只有600名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了妥协，“该找工作就找吧，吊在一棵树上也没啥用。”

    工厂停工两个多月，女儿在上大学，爱人没工作，倪俊丽选择天天到政府门口“上班”。

    倪俊丽把这次失业和10年前的“下岗”联系到了一起。当时她从县里的纺织厂下岗时，刚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后来到大院儿(政府)门口坐了两个月，好歹给了几千块。”

    3月10日是最后签署期限。倪俊丽没有去签协议。“上次下岗就解决得不好，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这600多名工人留下的只有仲裁或者打官司的路了。但是，华强公司态度非常明确，不接受仲裁，“直接法庭见”。

    “你说我们这事能不能不打官司？”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对于诉讼显然充满了畏惧，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不见底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他们真的就没啥办法了吗？”

    塑料袋业的转型

    “和华强有什么可谈的？停产、转让都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他问题都走法律程序。”遂平县副县长赵峰这样说道。

    事实上，当地政府根本做不到这样超脱。

    河南遂平是一个传统农业县，近些年来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一样，把“招商引资”当作重点工作之一。在其政府的宣传网站上，招商引资的明星企业前三位分别是“造纸、塑胶、化工”，几乎都是重污染企业。在县政府10余个“遂平功臣”宣传栏，其中一位“功臣”的立功事迹就是“引入华强”。

    华强是当地最大一家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公司每年上缴的利税占到了遂平全县税收的一半左右，还解决了7000人的就业问题。华强的停业，对于河南省南部的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无疑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遂平县政府的心愿还是让这个“利税大户”继续存在下去，不管谁来接手。今年春节后，由遂平县副县长赵峰带队的协调小组两度奔赴广东，与总部广州南强公司谈判，想尽办法让广州南强能够在遂平继续发展。然而，无论塑料厂怎么发展，归谁经营，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工人的法律纠纷，是广州南强公司最为看重的。

    广州南强已经宣布退出塑料袋行业，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华强发展的这12年，正是我国塑料袋企业飞速发展，直至泛滥成灾的12年。在“限塑令”出台前一个月，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公布的数据是，全国每天仅买菜就要用掉10亿个塑料袋，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

    林平(化名)是华强配料车间的一名工人。他在工厂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曾经的辉煌成绩建立在不正当经营之上。

    林平说，“华强塑料公司辖下的华强废旧物品回收公司，从全国各地回收来废旧塑料瓶、废旧薄膜、塑料袋，而这些又几乎全部送进了吹膜车间，通过二次造粒吹膜制成新的塑料袋。”他的工作就是调色、掺入聚乙烯，“保证做出来的塑料袋色泽美观。”

    使用回收塑料，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按照行业标准，回收再造的塑料袋是禁止用作食品包装袋上的。然而，“还不是大部分在流入市场之后成为了食品袋。”林平说。

    现在华强退出，在6月1日前，市场对于塑料袋仍然有着巨大的需求。巨头倒下，给不少小塑料袋生产企业带来“最后的疯狂”。

    自从传出华强塑胶倒闭的消息后，市场上塑料袋的价格涨幅非常大，每件(20公斤)已经涨了几十元。

    就在华强停业后的一个月里，不少等着进货的经销商蹲在厂门口，希望能够在众多赶来买存货的经销商中拿一点货。

    “华强关门太快了”。安徽芜湖经销商周德胜在等了两天之后，转身准备去相邻的西平县，那里有不少作坊式的塑料袋生产企业，“但那些小厂的产品质量比起华强来，肯定是差了太多。

”

    6月1日以后，限塑令到底能执行到何种地步？一些塑料生产商也在观望华强变局。

    而倪俊丽们则密切关注华强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存货可以卖，但机器不能随意动，这是他们认为得到赔偿的最基本筹码。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