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全世界老龄化社会阶段的来临,医疗体制问题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中越发重要。不仅是日本,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受到了社会老龄化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老龄化人口惊人的增长速度。在21世纪上半叶,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的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为250%,在韩国、泰国、新加坡更是达到了400%。各国政府都把控制人口老龄化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上。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做好各国医疗体系改革的完善工作。
控制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是改善医疗体系调查结果表明,从医疗水平、医疗支出、门诊的接待率、住院率、病人住院的时间、病床的平均数量、医生和护士所占的比率等这些指标来看,目前亚洲各国都没有形成比较规范和系统化的医疗体系。衡量东亚各国和地区医疗体系的发展程度,新加坡和日本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紧跟其后。日本的医疗支出占全国GDP的8%,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在5%到6%,但是新加坡只占到3.8%,因为新加坡政府把改革重点放在了改变投入经费去改善医疗体制的传统模式,解决了医疗的基础问题,例如改善生存环境,特别是劳动环境,把日本远远甩在后面。
投入不一定会带来产出,这个理论应用在医疗改革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在医疗体系中,制度的改革要比资金的投入重要得多,这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例子中体现得更加突出。公共医疗体系广泛应用于医疗设施和管理制度中,例如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的公共医疗体系的建立,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减少了医疗开支。
为了适应国际竞争,新加坡政府签署了一份关于削减医疗成本的声明,并提出新加坡拥有高质量的医疗器材和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正逐渐成为世界高端医疗市场的中心。在医疗体系中,没有什么能比拥有高效率的医院和医生更为重要的了。在新加坡,虽然有很多医院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营利为主的商业机构,但是其最终归属权还是属于国家的。
香港地区的医院也是直接归国家所有的,而韩国、日本等虽然有很多私人医院,但是政府对其各方面的控制都是十分严格的。日本采用的是欧洲大陆的多重医疗保险体系,以职业作为标准;中国台湾地区的卫生部门发布的公共医疗体系重在严格控制医疗价格体系和索赔程序;韩国建立了半保险体系,但是由于缺少对体系的控制,导致政府和被保险人的共同支付成本都被抬高。在建设医疗体系的实践过程中,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策都表现出不同的优缺点。 新加坡的医疗开支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和强制性公积金;日本效仿欧洲采用了俾斯麦式的保险制度;中国台湾地区实施的是卫生部门控制的公共保险制度,并从中受益,韩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向不完全依赖政府控制的医疗保险体系过渡。据统计,由病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韩国最高,台湾地区和泰国最低,为了降低医疗成本,新加坡把高额的手术费用从医疗决算中扣除;香港地区的公共医院为了在和私人医院竞争中取得优势,降低了医疗费用;日本与韩国的人均住院率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
政府正在寻求与西方不同的行政控制力量与中国大陆不同,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府并不会向公众直接提供医疗服务或是医疗设施,也不会亲自去干预索赔、定价和成本控制等问题,而是授权给一些私人医疗机构和提供服务和产品的经销商。这种方式和西方国家的医疗体系一样,政府放弃了对医疗体系的干预而使其转化为市场化的模式,因为政府干预导致医疗体系的效率降低,失去竞争优势。高额的手术费用虽然会对医院的运作、医药工业的发展有益,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格申请医疗保险而又承担不起医药费的病患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试想一下,那些失去救治机会的病患,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专家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体制模式一定要脱离传统的西方经济理念,医疗体系可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止一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如何进行干预,例如在规范和控制医疗价格,以及资助医疗项目等方面。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大陆的医疗体制参照美国的模式,而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同美国一样产生了很多弊端,例如发生医疗结构从中牟利的行为,或者是医生和制药公司的对病人毫不负责的造假行为。
东亚地区整体的医疗体系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同欧美等发达国家抗衡的实力,而且大有超越之势。其中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降低了医疗设施开支在GDP中的比例,而且形成了健康劳动力和减缓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来自古老东方的药物、治疗方法已经打进了西方市场,然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体系道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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