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迪忠，你先领1000元。”

　　“徐显杰，总共3933元。”

　　9月7日中午，在北京市丰台区一个简朴的会议室里，佟丽华和时福茂守着一叠钞票，一张一张地清点着。十多位来自湖北省阳新县的装修工，激动而紧张地围在旁边。

　　这情景，像极了工地上发工资的日子。

　　然而，这里不是工地，佟丽华和时福茂也不是包工头。相反，他们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公益律师，使命就是免费帮农民工追要血汗钱或工伤赔偿。

　　“我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给农民兄弟发钱。”当陈迪忠一笔一画地在表格上签名时，佟丽华捏着10张崭新的百元钞票，不失幽默地挤了挤眼睛。

　　佟是全国知名的公益律师，一向蹙着眉头显得很严肃，只有委托人的血汗钱真正讨回来时，他才难得轻松地舒展开眉头。

　　这次，工作站的吴丰敏律师帮这些人讨回了已被拖欠整整一年的3.8万元工资。

　　 这个数目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佟说，工作站成立两年，已经受理援助案件2198件，现已结案1334件，切实帮农民工得到10,778,329元钱。

　　千万元维权成果的背后，是数千农民工的艰难讨薪索赔路和一代公益律师的敬业精神。

　　两年帮助了6万多农民工

　　2005年9月8日，佟丽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律师成立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是一个公益性的民间机构，部分经费来自政府购买服务，部分来自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

　　“打官司”不是工作站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除了每天受理3个以上的案件，律师还要提供大量的“咨询、培训、研究”等服务。目前，工作站通过两部免费咨询热线、面谈、来信以及网上咨询等方式提供政策法律咨询，两年共接待欠薪案、工伤案、合同纠纷等咨询案件10356件，涉及6.3万人次，涉及金额至少3.3亿元。

　　很多农民工欠薪案件都是群体性案件，如处理不善，容易导致围堵政府机关、爬楼扬言自杀等事件发生。这时候，律师们就要稳定当事人情绪，引导他们依法解决纠纷。

　　9月7日，记者在工作站碰到了河北籍民工郭增光，他因五年讨薪的曲折经历而小有名气。2001年10月，他和67名工友遭遇恶意欠薪3万余元后，20多次往返于老家与京城工地之间讨薪，无果，反遭毒打。多次投诉、求助十几个部门机关，无人受理。绝望之下，他和工友竟然共饮鸡血酒，找到大砍刀，准备砍死老板后集体去自首。

　　“这时候，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个法律援助中心对我的遭遇很关注。第二天，我将信将疑地去了。在一间写着‘主任办公室’的屋子里，一位和我年岁相当，精神、帅气的律师起身相迎，说，‘您就是郭增光吗？’他和我握手，倒了杯水递给我，然后详细了解案情。”

　　“帅气”的律师就是佟丽华。郭增光说，这是城里人第一次主动和自己握手，至今还铭刻在心。

　　中午，佟丽华安排工作人员带郭吃饭，劝他不要采取激进行为，还说：“你们的事我管定了，不管多大困难，我不收你们一分钱。”

　　郭增光不敢相信。“在我的认识中，律师不会免费服务的！”

　　然而，在后来三年一波三折的举报、立案、调查、取证、诉讼、庭审、判决、公告与执行中，郭50多次与几位律师一起办案，了解到他们都是不拿政府薪金的公益律师，终于相信自己“遇到大好人”了。

　　“这几年交往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郭增光告诉记者，讨回血汗钱后，他边打工，边给工友讲法律，曾成功制止过几场欠薪案件的发生。最近，他在准备成立一个民工维权组织。

　　“如果没有和佟主任、时律师的接触，不受其崇高人格魅力的影响，我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和认识的。”郭增光严肃地说，目光里流露出对公益律师们的无比崇敬。

给农民工发钱是律师们最高兴的事

　　培养第一代公益律师

　　中国律师行业已经有刑事辩护律师、知识产权律师、房地产律师等专业的律师群体。在有着2亿多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将影响到中国6亿以上农民生活以及农村发展的特殊背景下，农民工律师群体的产生及发展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和时代意义。

　　“我目标中的农民工律师是指全职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律师。他们掌握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办案技能，只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不办理其他收费案件。”佟丽华说，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最大的意义，在于依托这样一个专业公益机构，培育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律师。

　　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现有15名律师，他们每天都在处理农民工案件，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办理农民工案件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都非常熟悉，因此成为第一代专业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

　　不过做这一行，“专业”之外，还要有勇气直面恐吓、威胁。去年9月8日下午2点，三位焦急的农民工走进工作站，说13名被拖欠了3个月工资的农民工被扣在印刷厂里，厂长扬言“谁要工资就打谁”。工作站立即安排三位律师前往调解。刚到用人单位几分钟，四五辆轿车就停到他们身后，钻出来约20个年轻人，身穿运动服，脚穿尖头皮鞋，一直盯着律师。

　　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后，厂长同意放人并支付两个月的工资。然而第二天，律师通知13人去领钱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律师只好自己到工厂代领工钱，然后发给大家。

　　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律师认为不应当放弃剩下那个月的工资。在征求当事人意见后，2006年11月4日，他们向昌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工厂老板十分气愤，当即给律师打电话：“我要让你们永远在北京消失！”仲裁开庭时，厂长怒气未消，对两位律师说：“楼下有6个人在等着你们，咱们走着瞧！”

　　好在正能压邪。在仲裁员的主持下，厂长同意支付剩余工资。11月17日，尚存顾虑的两位援助律师到印刷厂领钱，还安排一位律师在外边接应。这次，厂长态度大变，主动配合了工作，13名农民工拿到最后一个月的15068元工资。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办理了许多典型、复杂的农民工维权案件，这不仅让当事人获得了公正对待，而且也让同样境况下的劳动者受益。1995年，徐延格来到肯德基公司打工时，公司要求他和所有的仓储员工都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2005年徐延格被解雇，肯德基公司认为他不是肯德基的员工而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工作站的律师不仅解决了徐延格和其他当事人的补偿问题，而且还与肯德基公司中国总部达成协议：除特殊情况外，该公司在中国停止使用劳务派遣制度，原先使用的派遣员工转为直接聘用人员，并认可其以前的工龄；新员工直接与肯德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据佟丽华介绍，该案件使肯德基公司在华数千员工至少直接受益数千万元。

　　目前，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推动下，北京工作站的模式已经在另外20个省推广。但是佟丽华认为，“这个模式能否真正推广，最关键的是能否有这样一批人，敬业、奉献，为农民工服务的状态已经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法律援助改善行业形象

　　2006年1月22日晚上9点左右，刚回到家的时福茂律师接到一个电话，说工地上有50多个民工为了讨工钱和老板发生冲突，眼看就要出事。

　　向佟丽华汇报后，时福茂找了一个律师到工地作调解。为了万一遇到紧急情况能拨110报警，时福茂的爱人也一起来到工地。两位律师和老板谈了大约6个小时，最终让对方给这55名农民工支付了47000元的工资，而他们直到凌晨3时30分才离开。

　　不久，农民工任学东写了一封感谢信，他说：“我在北京打工，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律师。这一切让我特别踏实，觉得还是在北京打工好。”

　　这样的故事举不胜数。记者数次造访北京工作站，印象最深的，是挂满了会议室墙壁的锦旗和满柜子陈列的奖章奖杯。佟丽华说，工作站成立不到两年，收到农民工锦旗58面，感谢信31封。

　　“还有很多人要送锦旗，我们说挂不下，别浪费钱了。”

　　工作站有一本《工作手册》，对接电话、接待来访者的细节也有非常具体的要求。不少人到工作站申请援助时，已经贫困潦倒、衣衫不洁、头发蓬乱，甚至几个月没洗澡了，但工作站的律师总能热情地接待他们，给他们端一杯热水，与他们坐在一起，认真倾听并记录他们的遭遇。

　　工作站严禁律师接受当事人的任何钱物、私自接受当事人的宴请或向受援人报销任何费用，还规定外出取证、出庭时，必要的交通费、用餐费等都由律师出钱。一位姓张的农民工说，他和20多位工友曾执意请吃饭，律师答应了，但是他去结账时发现律师已悄悄把饭钱付了。

　　两年前，14岁的小于（化名）发生工伤导致左臂被截肢。在律师的帮助下，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小于858456元。可是在执行中，对方转移了资产。律师到相关部门跑了30多趟，接待当事人、联系案件进展情况100多次，目前已为小于拿到20多万元。于父不胜感激，用报纸包了5000元钱塞到时福茂的抽屉里。然而，时一打听到他的账号，就把钱寄回去了。

　　工作站的律师，不仅令得到援助的农民工感激，也让同行敬佩。9月7日，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周纳新给工作站送来10万元资助款。正好听到农民工讲述律师帮助他们维权的故事，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忍不住哭了。

　　“我知道农民工律师很辛苦，没有多少收入。”她说，2006年北京律师行业业务总收入达到70多亿元，创造这么多收入，肯定有很多艰辛和危险，但是“没想到有他们这么苦。”

　　时福茂告诉记者，工作站律师的平均月薪3000元。但是两年来，15位律师中，只有两个人离开了工作站，“一个考研了，另外一个转道做了商业律师。”

　　这样的收入、这样辛苦的工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

　　“嗨，上了贼船，跑不掉了。”时福茂开了一句玩笑，继而诚恳地说：“手头的案子太多了，没有时间想别的。其实这里案源多、成长快，而且职业环境好，不用像商业律师那样费心思搞歪门邪道。收入是低些，但是很稳定、够生活。”

　　“你不进来可能会无法想象，但是一旦进来了，你就会爱上这一行。”

　　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出于“仰慕”在这里实习了一个月的北外法学院学生徐奥林说，他见识了农民工律师的敬业和辛勤，也体会到“人生无求自高尚”的境界。“若干年后，在我们中间，会诞生第二代、第三代甘愿为农民工服务的公益律师，我坚信，这些律师也会拥有相同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