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初电煤最为紧张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走访山西大同，下到400米深的矿井考察电煤生产情况，同时给山西下达了每天装车不少于18000车的任务。

　　山西随即发起了电煤“保安全、保生产、保发运”活动，当月生产煤炭3385万吨，铁路日均装车21275车，全国主要电厂电煤库存很快就由原来的不足3天上升到14天。

　　不惜代价保电煤，也让山西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省内有关部门统计，山西为保电煤而压缩白货运输以及高利润煤种的生产，再加上其它各项救灾开支，保守估计经济损失10亿元以上。

　　痛定思痛，建立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由此浮出水面。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山西省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开展煤炭战略储备的相关研究工作。

　　三个层面的储备体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董事长张根虎首次提出煤炭资源战略储备的建议。他主张以筹建中的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为依托，开展煤炭资源战略储备的前期工作。

　　此前，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复明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要从制度和能力建设入手，构建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储备体系。他们构想的煤炭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资源储备。从采矿权收入和资源收益稳定基金中提取一定费用，建立资源勘探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加大资源勘探力度，储备一批可供建井开采的精查储量，能源供应吃紧时立即投放一级市场，出让采矿权。

　　其次是现货储备。在煤炭主产地、转运和交易中心，以及负荷中心、交通枢纽城市规划布局国家级资源储备库，承担大区域性的战略储备和调剂功能。建立国家专项储备基金(从采矿权价款、资源收益稳定基金、国家财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用于储备库建设投资和保管储备支出。

　　第三是产能储备。以专项法律或产业政策的形式，要求大型煤炭企业按适当比例(如5%)进行产能储备，并使其保持随时可以启动运行的“临战”状态(类似于军品生产线)，一旦出现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供应链的异常变动，可以确保即时启动和实时调度。

　　“中国现在有了石油战略储备，但是占国内能源消费70%的煤炭，却没有战略储备，怎么能够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呢？”张复明说，没有煤炭的战略储备，国家的能源安全仍是脆弱的。

　　张长期从事能源研究，对于中国的能源形势，他多年前就提出“三个不变”的判断：未来10-20年内，煤炭在全国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山西在全国能源供应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变；煤炭在山西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地位不会变。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张说，这一轮电煤紧张也再次彰显出山西能源基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这个判断出发，张此前就已经有了对矿产资源进行战略储备的初步想法。他主张从制度和能力建设入手，构建包括煤炭、石油、铀等关键矿种，以及镍、锰、稀土等稀缺矿种在内的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储备体系。

　　他认为，资源战略储备要着眼于增强国际资源的话语权和价格影响力，着眼于资源交易的谈判能力，着眼于应对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的综合能力，因此，需要更多地从宏观经济和国家利益层面来谋划。

　　电煤价格传导机制亟待理顺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也有过类似的构想。两年前，他在山西经济工作务虚会上，建议对河东煤田的主焦煤进行战略储备，限量开采。

　　“河东煤田有全球最好的主焦煤，山西的储量占全国主焦煤的54%。”王宏英说，当时小焦炭遍地开花，焦炭价格低迷，他提出主焦煤的限量开采和限量出省，也有利于遏制产能过剩的焦炭行业。

　　但是对于煤炭的现货储备和产能储备，王有不同看法。

　　张复明认为，秦皇岛等码头本身就担负着煤炭的转运和储备两大职能，可以考虑在附近修建国家储备库，以供紧急调运。

　　但王担心，秦皇岛港口的煤炭储备会影响煤炭市场的稳定，因为长期以来，秦皇岛的港口存煤一直是业内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达到一定的量，煤价肯定会降下来”。“港口存煤有一个合理范围，否则会引起市场反应。”

　　对于煤炭企业的产能储备，张复明主张将这一条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煤炭生产企业提高装备水平，以备紧急释放，平时生产则维持“紧平衡”状态以抑制过热需求。但是王认为这种“大马拉小车”做法，代价太大，而且会进一步提升煤炭生产成本。特别在当前煤、电双方围绕煤炭定价仍在紧张博弈的敏感时刻，显然是不利的。

　　事实上，这一轮煤电紧张就是煤、电双方博弈的结果。有人认为，电煤紧张的责任不在煤炭生产企业，而是电厂有意制造紧张局面，要挟中央提高电价。

　　今年1月底煤电紧张的初期，山西省23家电厂存煤量不足5天。而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事后调研时了解到，存煤不足缘于这些电力企业合同订货不足，在去年的山西省公路煤炭供求衔接会议上，省内电厂没有1吨订货。

　　电厂不愿订货的根本原因是嫌合同电煤价格高，他们更倾向于随时从小煤矿采购。这样，在春节小煤矿普遍放假或检修时，煤炭供应就出了问题。

　　基于以上事实，王宏英认为，电煤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现有体制不能适应能源产业的市场化进程——煤炭价格放开而电价仍由国家控制，上下游形成不了顺畅的价格传导机制。

　　“体制问题不解决，上下游企业就形成不了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王宏英说，煤炭价格放开以后，煤电双方的博弈就始终存在，而且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最终只能求助于政治介入，而政治介入的后果，往往是山西作出牺牲，地方利益受损。

　　2007年山西煤炭产量达到6.3亿吨，同比增长8.4%，从全国看煤炭供需也是基本平衡的。出于这种考虑，王宏英认为没有必要急于建立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而主张煤电一体化，在经济发展的合理时机理顺能源价格，寻求从根本上解决电煤紧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