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任何系统的运动都是处于“平衡与不平衡”的交互更替过程中，亦即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相对统一。而从市场价格体系运动看，则是在价格相对价值的不断偏离与回归的过程实现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更替。
　　前文曾提到，目前不仅仅是粮食市场的“短缺”而价格高胀，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同样如此，甚至在时间与幅度方面都远远超过粮食市场。只不过粮食对全球百姓来说更重要而已，因此，其由于大幅上涨所引起的反响更为激烈。
　　投机基金今年以来对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重要的农产品市场)的投机，实际上是目前许多大宗商品“短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其囤积，或是导致部分现货商的待价而沽。前文笔者也提到，这是全球长期商业周期在极度繁荣与危机的转换期的重要的普遍性特征。因此，对中国而言，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更大风险的爆发与蔓延非常重要，对于全球来说，这也是“负责任”的伟大壮举。
　　目前，中国的大米、小麦、玉米供应完全没有问题，而大豆进口自今年以后，其增量也会进入萎缩期，目前由于压榨豆油还有相对的利润，但同时大豆加工的另一副产品(占80％左右产出比)---豆粕却大量积压过剩，特别是进入夏季，由于存储保管条件的限制，更给大豆的大量压榨带来压力。
　　由于进口成本高，养殖产品出口退税降低，大豆加工外资与合资企业的优惠税率丧失，等等，国内豆粕需求将发生严重的萎缩，而从近些年世界大豆进口需求数据看，中国是唯一主要的增长动力源(见图一)，世界大豆市场供需平衡的新的格局，将会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而出现，因此，国际投机基金或将面临其疯狂投机后，所不得不承担的后果。
　　杠杆投资过于疯狂 相关数据揭示真相
　　美国2007年次级债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过度利用杠杆投资的恶果，日前巴菲特就对杠杆投资的过热表示了极度的担忧。正如《证券时报》在日前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时下为人们热烈追捧的大宗商品市场，无疑也是杠杆投资的重要领域，仔细对比当前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市场与2006年之前的房地产市场，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众多类似之处。虽然形式上略有不同，但是利用经济数据、肆意夸大未来的供需失衡以达到炒作目的的本源却无任何区别”！
　　可惜，人们都忙于投机、炒作，很少有这样清醒、理智的观点出现。
　　2004年国际国内大豆市场过度投机所造成的局部“危机”，至今伤痕犹存。目前国际机构对大宗商品市场的过度投机，或将“成为继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新隐患”。是的，“不论在哪个市场，过度投机与非理性的繁荣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正如此前欧美房地产市场一样，投机市场的博傻机制与最终回归到真实供求将会套牢最后一批玩火自焚者。届时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被套牢者自身的资产负债表，更会波及到其身后的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资产质量。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金融危机”。“亡羊而未能补牢、防微而未能杜渐，这将是全球经济未来爆发更深层次危机的主因。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亦须对其早做准备”。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证券时报》这位作者的理智的声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
　　中国可以说是全球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市场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粮食及油料、饲料市场的稳定，对全球来说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全球大豆市场的进口数据。
　　从图一中我们可以看出，自02/03年度以来，全球大豆总进口增加量1276万吨，其中中国增量为1580万吨，而大豆主要进口国家与地区日本与欧盟都是不增反减的(总减少374万吨)，实际上从这一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进口增量超过世界总进口增量。
　　因此，所谓需求的源头除了美国及南美自身需求增加外，世界贸易进口增加只有中国这个“因素”。
　　但中国大豆进口增加速度3年来极其缓慢，远不是国际市场大商家所曾经预期的那样：随着GDP的增长幅度增长。近3年来，每年平均增长100多万吨，而且还是在国内近几年因多种原因大豆产量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实际上，近3年国内大豆需求增长微乎其微。
　　这就会从中发现严重问题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除了美国用大豆生产生物原油需求增长外，就是投机机构的“恶意”渲染，在推高国际大豆市场的价格(当然也有美元贬值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弄清真相，我们就不会被“忽悠”，就会注意杠杆投资风险的防范。
　　中国大豆进口或将出现减量 国内豆粕市场压力终将显现
　　从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本年度与上年度比中国大豆进口仅增加50万吨，这完全可以上一个“技术性”数据，实际上不增加或减少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而且，有以下几种因素在导致中国的大豆进口需求出现起码是阶段性的下降，同时，国内目前积压的大量豆粕也构成今年继续进口的压力：
　　1、过去由于中国产品整体性价格水平较低，因此，大量的肉蛋禽类、水产品出口国际市场，这消耗了大量豆粕(从欧盟、日本的大豆进口需求近年不断下降也可以得出间接证明)。而目前，由于进口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相应的出口正在，或必将大幅下降。
　　2、国内居民由于相关产品的价格大幅上升，对豆油及肉蛋禽类、水产品消费有所下降，这从目前豆粕大量积压就说明了问题。
　　3、前几年禽流感(目前韩国正在大面积爆发，对国内的禽产品需求已有心理影响)、去年的猪蓝耳病，都严重打击居民的肉肉蛋禽类消费需求，至今恢复情况仍不理想，甚至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
　　4、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告一段落，国内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进入一定稳定期，其也影响对大豆需求的变化。
　　5、内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加大了外资与合资大豆加工企业的成本，使其通过采购渠道转移利润增加所得的空间降低，因为税收在强迫性直接增加国内的国民收益，其大量进口动机也在降温。
　　而上述因素，同样影响作为饲料的主要原料的需求。
　　从图二中可以看出，目前大连豆粕价格仍没有超过2004年疯狂投机时所产生的高点区域，甚至与国际市场倒挂。据了解，主要是目前饲料市场需求严重疲软，大豆压榨企业因豆油的压榨利润巨大而附带生产豆粕，因此，如果未来采取通过进口豆油或其他食用油的策略，就会大幅降低国内大豆的进口需求。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保值保险，回避高价进口豆油的问题。
　　从图三中可以看出，今年大连豆油价格经历了暴涨后又暴跌的过程，是在国家增加国储豆油供应的情况下，豆油价格与过度投机现象才得到控制。因此，未来的关键点在豆油市场的供应问题，或是供需平衡的处理与市场选择问题。
　　从图四中可以看出，今年CBOT豆油价格也同样经历了暴涨后又暴跌的过程。而且是随着中国豆油价格的波动同期进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内豆油价格的宏观调控对国际市场的重要影响。
　　美国人自己也要吃饭，也要消费，所以，只要中国不被其怂惑，不被算计，其自己就会恢复市场价格波动的正常状态，就会实现价格向价值的理性回归。
　　中国应对国际大宗农产品市场挑战的对策与国家农业政策取向的选择
　　笔者认为国际市场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都在导致过去20年美国决定性地主导世界的情况发生改变，因此，新的国际博弈格局要求每个相关国家都需要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实际上，这也是新的竞争状态下“游戏规则”的改变，我们即使不主动调整，其他“利益攸关方”也不会同意，这也是我们回应国际市场“做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农业生产与相关养殖、粮食油料深加工等方面，笔者建议选择如下的应对危机与未来发展的对策，以及政策取向的调整：
　　1、首先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做出新的决策解决农业发展，乃至“三农”问题，任何国家的农业发展与农民利益保护，都离不开政府的大量补贴与财政转移(连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以及欧盟都是如此)，这表面上国家付出较大，但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稳定对维持经济快速发展，维持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现国家的综合效益与全体国民的利益保护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选择这样的战略调整与战略实施。
　　2、因为土地资源限制，我们不应再提倡以赚取外汇为目的的经济作物种植的财经支持或退税支持，没有必要浪费土地资源在实际上为他人做贡献。过去几年因为粮食库存较大，还实现退耕还林政策，增加林木覆盖面积没错，但同时也说明，我们保证粮食供应还有很大空间。
　　3、严格大豆压榨等外资或合资加工企业的税收，这对其普遍性的通过原料购销环节转移利润会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在同时因为中国由于种种因素降低养殖产品(同样不能再进行税率支持)出口量的情况下，中国大豆进口会得到理性控制，那么海运费(全球都在围猎中国)等也会相应下降，国内的能源消耗与需求、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会得到缓解。
　　同时，对于玉米深加工生产玉米蛋白、特别是酒精的大量出口，更应该严格限制，甚至是加大税收限制。其对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损害更大。
　　特别是大豆等加工企业都是现代化生产程度相当高的企业，对国内就业帮助不大。
　　4、这样有可能部分损害农民的利益，但粮食价格的上涨对真正种地的农民来说所获收益的帮助并不大，因为许多农资成本也会大幅上升。因此，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低保待遇，强化农村道路、教育设施建设，水利建设的投入，要比推动粮价的上涨，更为实际的多，而且其对农民的帮助，农民利益的获得及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更重要的多。同时，解除了农民的许多后顾之忧，对推动国内消费增加，改变国际贸易压力也大有脾益。
　　5、在国际生产整理方面强化与巴西等南美国家大豆种植、专用运输道路与码头、运输船队等投资建设，保证油料作物原料的国际供应。
　　总之，农业发展需要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全球战略的布局，真的已经不能光考虑本国自己的发展，因为，贸易争端也好，国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也好，环保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好，都需要我们有所舍取。我们中国人具有“围棋思维”的传统智慧，掷一子而谋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组织专家学者对这项系统工程做出科学论证，以求未来的危机化于“未形”之中！